古书与新意——走近文学大师袁世硕

作者:匿名时间:2019-11-17 12:23:51

元石硕(右)和闻一多是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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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传记

石硕,文学史家,1929年生于山东兖州。1953年从中文系毕业后,他留在山东大学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1983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行政委员会委员。曾任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评估组专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成员、山东古典文学协会主席。他目前是山东大学的教授。

20世纪50年代末,石硕广泛查阅文献,编纂了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孔任尚年谱》。他的《蒲松龄事迹与著述新考》于1988年由齐鲁图书公司出版,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好评。"这是蒲松龄研究的里程碑."此后,他先后出版了《蒲松龄评论》、《文学史明清小说研究》和《我的扫帚集》。他编辑了《元曲百科全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蒲松龄编年史》、《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第八部分)和《中国文学史》(马克思主义课程教材)。整理校对《清诗集》,主持整理出版《王时珍全集》;他编辑出版了《冯袁俊古典文学文集》、《冯袁俊翻译文集》(与阎荣贤合编)和《蒲松龄研究文集》(系列1-4)。他还在《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文学遗产》等报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他获得了国家、省、部级多项杰出成就奖,也是山东省首批社会科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

山东大学教授袁石硕先生已经教书65年了。他的作品很丰富,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三尺讲台,在学术界很出名,从不放弃学习古典文学的追求。袁先生始终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他在中国古代小说、古代戏曲和元明清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而丰硕的成果。同时,袁先生以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不懈的精神,培养了许多在文化工作中取得学术成就和突出成绩的学生。

扩展一般转换

袁先生一向以严谨的学识闻名。他继承了老一辈学者冯袁俊先生的研究方法和谨慎的学风。在研究中,他注重从古代意义和历史事实的基本解释出发,而不依赖主观假设或空洞的词语。他坚信阅读古籍需要“认识人,讨论世界”。他不仅仅同意所谓的对作品的“本体论批评”,也不同意单调乏味、毫无意义的文本研究。

袁先生总是尽力掌握最完整、最详细的文件和资料,并通过仔细分析,找出相关的历史事实。例如,他仔细研究了明嘉靖《三国演义》文本中的许多小字注释,并得出结论认为,《三国演义》是在元末与《鬼书续录》中记载的罗贯中的痕迹相关联而写成的。他的结论是,这部小说不可能是武定的侯国勋或他的追随者通过考察明朝嘉靖年间一位有权有势的官员郭勋的个人和个人事务而写的,因为《水浒传》主要写的是与大小权势人物的斗争,以及北方的地理混乱和南方更现实的情况。无定楼只是这部小说最早的出版商。这种研究课题对于解决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分析经典歌剧《桃花扇》的创作原因和社会意义,袁先生广泛查阅了相关文献,并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编撰了《任尚纪事报》。这份年表详细介绍了孔任尚的生平,重点介绍了与他创作《桃花扇》有关的一些人物,其中许多人物以前的研究者从未涉及过。此后,许多《中国文学史》引用其中提供的信息作为评论《桃花扇》的论据基础。

即使有了这样的成就,袁先生也没有停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而是继续关注新文献的发现,并考虑原始记述是否令人满意和准确。十多年后,他增加并修改了《任尚纪事报》,以丰富其内容。他对孔任尚在《桃花扇记》中提到的所有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文本分析,更清晰地展现了这位杰出剧作家一生的兴衰轨迹和因写《桃花扇》而被免职的政治细节。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袁先生开始研究蒲松龄的作品。他广泛收集并深入研究了相关文献。他多次去过家乡淄川,参观过中国的许多图书馆,甚至去过日本。他阅读了东京庆应大学《聊斋志异关系图书馆》的书目,并收集了许多前人未曾发现的珍贵资料。

在此基础上,袁先生完成了两项研究——

首先是对蒲松龄的足迹、朋友和作品的深入细致的考察,揭示了许多后世很少知道的隐藏情节。从他的密友张杜青的诗中可以看出,他在自己的年龄和王冠上开始写聊斋。从他与朋友的妾顾夏青的交往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性别关系问题的新思考。从他30年在西普毕家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什么能够坚持创作《聊斋志异》,直到他60多岁。从他与诗坛领军诗人、朝廷要员王世贞交往的始末,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家之间的真实情况等等。这些详细的考证极大地丰富了对蒲松龄的理解,基本澄清了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具体过程。

二是对《聊斋志异》的几个早期手稿和古代流传不广的早期期刊进行更为具体的考察,从根本上找出它们各自的年代、缺章、主要的复制情况,以及与作者手稿(只剩一半)相比内容和文本上的差异。这不仅有助于了解作者手稿的整体情况,也为重新编排《聊斋志异》的最终版本奠定了基础。

这些研究成果被汇编成《蒲松龄事迹与著述新考》,于1988年由齐鲁出版社出版,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中国的《文学遗产》、《文学、历史与哲学》、《上海社会科学》、日本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趋势》、《东方》和美国的《亚洲社会杂志》都发表了长篇书评对这一研究进行评论,称之为“蒲松龄研究的里程碑”。

袁先生在读书时坚持认识人、讨论世界的传统理论原则。他不仅注重对作家创作历史事实的考证,而且关注作品风格、题材和实践的转变。他在审视作家的生活时,不停留在出生、死亡、旅行和朋友上,更注重表现他们的气质和思想。因此,他的考证不仅详细,而且超越了一般的实证方法。他的著作《蒲松龄与王世贞交往的全过程》和《理解龚凯》是这方面的重要成就。

问题意识

从袁先生的研究内容来看,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醒世姻缘》、《聊斋志异》、《桃花扇》和《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到对这些名著的作者研究、意义阐释和传播研究,再到对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价值评价,他都表现出了自己倡导的“问题”意识。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提出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曹操,将诋毁曹操的罪名归罪于《三国演义》,进而否定小说的文学价值。袁先生考察了从“尊曹”到“贬曹”的历史过程,指出《三国演义》表达了宋元时期人们的价值观,遵循了传统的道德标准。他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作为小说艺术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古代政治家的典型性格和政治策略,具有极高的文学功能。不应否认,而应予以充分肯定和借鉴。

对于《西游记》这个主题,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只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读者角度来解释它,即使我们做得非常仔细,我们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袁先生发现明代中期文坛上有一股强烈的强调爱情和欲望、反对禁欲主义的思潮,因此他对《西游记》进行了新的解读。他从取经故事的演变开始,运用历史和文化的方法,并达成了以下理解——

玄奘的取经故事已经成为通俗文艺中的鬼神故事,宣扬佛教的原始主题逐渐被鬼神对抗佛教的兴趣冲淡。道教神进入佛教故事后,内容变得复杂,学习佛经的主导作用也发生了变化。明代中叶,他们受到崇尚人性的人文思想的洗礼。重写后的取经故事经历了内部肌肉分裂。主题故事和具体情节的描述呈现出不和谐的趋势。神与佛有一个世俗的阶段,情节的神圣性被嘲笑和戏谑,表现出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

这是《西游记》思想和艺术的历史特征。批评家们过去忽略了这一基本特征,被迫用他们各自时代的流行概念来总结小说的主题。自然,这是不现实的,也很难证明它的合理性。

袁先生仔细而深刻地把握了蒲松龄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然后分析了《聊斋志异》,发现其中有蒲松龄的身影和心灵痕迹。最明显的是描写学者在科举考试中的挫败感和咒骂科举考试中的考官的章节。

因此,袁世凯怀疑鲁迅的说法,即“来自孤独工作室的奇怪故事是基于传奇的方法”。《聊斋志异》只不过是对狐狸和狐狸魅力的描述,但它在本质上不同于六朝时期人们的离奇故事。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不是为了写《聊斋志异》,而是为了有意识地编造狐狸、鬼魂和狐狸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些故事是思想的载体,内容具有形式功能。这类似于古代寓言故事。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包含的人生哲学。

袁先生认为,在抛弃了“自我传奇”之后,“红学”界产生了贾宝玉是“封建叛逆者”还是“新人”的问题,于是他发表了文章《贾宝玉的心灵理解》。他从正反两方面认识到,产生分歧的原因是他没有认识到小说中人物贾宝玉的文学品质,贾宝玉不是现实主义小说中与现实生活相当的人物形象。事实上,贾宝玉的形象既有现实因素,也有有意因素。例如,他的气质不同于普通人。他说了一些“不可分割”但有深刻含义的话,这些话曲折地反映了作者的内心。如果一个人完全用现实的眼光和标准来评价自己的言行,他就会失去文学之美,失去橡皮柱和橡皮鼓的审美趣味。那些说年轻人不能自助的人,而那些说穷人很难避免学究。

古代文学研究一直渴望回到作品或作者的原意。然而,目前的研究者无法回到作者创作作品的时代。因此,今天的研究只能用新的观点来解释过去的文学作品,从而给出一个尽可能接近原始目的的解释。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能发展,民族文化才能繁荣。

袁先生的许多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事实。要提出新观点,需要几个必要条件,第一,新材料的发现,第二,新方法的使用,第三,观念的改变。正是因为他尊重历史,从文本研究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进一步强调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他才得以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成就。

理论升华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文化趋势逐渐涌入。就文学美学的理论和方法而言,从旧的三种理论到新的三种理论,从存在主义和现象到语言哲学,有许多丰富多彩的理论。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文化氛围中,袁先生没有对西方文学的理论方法采取全面的态度,也没有采取简单的拒绝态度。相反,他主动接触、仔细辨析、借鉴有益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容,建构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学术研究。他对理论上明显偏颇或违背文学规律的观点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了它们在实践中的理论缺陷和不足,给予了冷静、客观和现实的评价,并试图对中西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使西方灰色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焕发出绿色活力。

在学术实践中,袁先生巧妙地运用哲学方法研究文学史。他从意识形态内部的各种关系出发,从战略的角度揭示了文学与哲学的内在关系。例如,对《聊斋志异》中狐鬼故事所蕴含的人生哲学的探寻,以及对《西游记》中神佛故事从宗教意识向审美意识转变的判断,都反映了他的哲学思维能力和研究深度。

袁先生以《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中的“玄言诗”为例,阐释哲学是如何影响文学的,以及文学是如何包含哲学及其深层规律的。现象学美学的运用反映了他关注作品本体价值的学术追求,这与只关注历史事实考证、试图还原历史真相的研究明显不同。

袁先生特别重视诠释学的研究和应用。他从中国古代解释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反映了中西理论结合的特点。他注重文学作品的历史客观性,指出文学阐释的本质属于认知,特别强调历史主义是阐释学的基本原则。他专门讨论了《桃花源记》、《三国演义》、《圆曲》和《红楼梦》等作品。他将理论分析与作品解读相结合,体现了理论服务于研究的鲜明倾向。

与此相关,袁先生也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从四个方面质疑伽达默尔的理论:第一,他对基于游戏的诠释学的介绍混淆了游戏与文学作品的本质区别;其次,否认一部文学作品是未完成的事情是错误的,尽管其中有一些真理。第三,作品的先存性和语言意义的稳定性表明文学作品不仅仅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之中。第四,忽视文学作品对理解的限制,阐释的历史性成为相对主义。

袁先生还对西方接受美学三大理论家的代表观点——姚斯的“期待视野”、费希尔的“读者反应”和伊泽尔的“召唤结构”等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明确指出接受理论在排斥作品和过度提高读者接受度(即文学消费状况)方面的片面错误。他牢牢地抓住了任何学派的理论家都无法回避的“工作文章”的核心概念,并将接受理论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使其无法自我辩护。

凭借理论的敏感性、逻辑的严密性和思维的清晰性,袁先生消除了西方表达和翻译缺乏经验所带来的理论障碍,抓住了问题和理论的关键点,进行了客观冷静的科学分析,理清了基本的逻辑结构和演绎语境,最终破解了难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理论修正,充分展示了他博大、求实、包容的伟大风格。

袁先生不谦虚,平易近人。他羞于追求名利。他经常受到同行、同事和研究生的邀请来审阅手稿。他总是提出修改建议,甚至帮助修改。作者要求在出版物上写上袁先生的名字。他认为侵犯他人的研究成果是不道德的,所有人都礼貌地拒绝了。

相反,袁先生从不把自己掌握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视为自己的,也从不关心别人是否使用他提供的资料或写文章,并根据他告诉别人的意见发表。他注重言行,以身作则,致力于指导研究生经商,对生活表现出热情的关心。然而,他坚持不允许学生为自己做事。即使是像搜索资料和复印手稿这样的小事,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会偶尔被发现。

袁先生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举止端正,维护教师的尊严。尤其是在学术问题上,他对学生一丝不苟、认真严谨。因此,他培养的学生群体,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能继承和发扬教师的精神,并在各自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作者:赵秋骊,本报山东记者站站长,日产世界儒学中心主任,三届中国新闻奖得主,三届山东CPPCC会议成员;王平是山东大学文学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还是中国水浒学会副主席、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主席、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学术研究中心秘书长。冯钟平,1996年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系教授。)

(本版中的图片都是数据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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